以食物系统保证粮食安全——论粮食安全

　　在农业生态系统中，食物系统既是能的载体也是能的流程，它还是将能异化为社会产品——食物的终端产物。食物的生产和消费是农业生态系统的精髓所在，它决定性地作用于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，当然也作用于生存环境。

　　因为各种生物的食性不同，它们在生态系统中，都有各自占有的食物位点和幅度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位。不同物种的生态位组成食物链，多个食物链又构成食物网。生物的多样性使它们各自的生态位互相耦合、镶嵌，构成和谐的生态系统。我们常说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有赖于生物的多样性，而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就是食物的多样性为主导的特性综合。因为它们的生态位各有特色，如加以巧妙组合，多种生物各得其所，各就各位，充分发挥食物系统的整体功能，而不是个别食物的效益，不仅生态系统可能持续发展，生产力还能成倍增长，兼顾了生态和生产双重效益。反之，生态和生产将两败俱伤。

　　能流是任何生态系统的驱动力，农业生态系统也不例外。日光能进入生态系统以后就靠食物系统来驱动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。近年来地质学家说，人类活动已经深刻地干扰了地球的发展过程，出现了“人类世”这个地质过程的新阶段。人类对地球的干扰当然是多方面的，例如开矿、修路、交通等，但影响历时最久，范围最广的还是农业活动。农业与人类文明同步发展。农业活动中最主要的当然还是食物系统的建造和利用。

　　食物系统包含三个食物带，对人的食物构成来说，应包含矿物性食物、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三大类；；领域十分广阔。矿物性食物如水、盐和某些矿物元素；植物性食物如谷类、蔬菜、藻类、果品等；还有动物性食物，如肉类、奶类、蛋类、水产类、昆虫类及其制品。而“粮食”只是谷物的一部分，在食物系统中只是一个小的局部。

　　以食物为主干的能流将不同生—物的生态位联系成一个整体，对食物需求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过分集中于某一类食物，例如籽粒类的“粮食”，而将其它食物弃置不用或用得很不充分，就会打乱食物系统和生产这类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。

　　实践证明，病态的，食物系统，必然导致病态的生态系统，病态的生态系统必然导致不良的生存环境。我国农业存在的众多问题，其根源在于“以粮为纲”这个极为偏颇的食物系统。

　　食物为我国历代政府和群众所重视。早在两千年以前，中国就有“民以食为天”的理论概括。这个与天齐高的“食”，应该包含所有食物(food)。食物是“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，基础”，或更精确地说“人类社会的食物是人类以正常方式摄入体内，以维持身体健康生存的各种营养物质的综合形态”。联合国的“食物与农业组织(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，FAO)”，被中国化为“粮农组织”，表现了我国对食物的偏见。我国单一植物性农业系统把粮食混同于谷物，又把谷物混同于食物。经过这样一番不经意地历史形成的概念偷换，于是演变为：食物＝谷物＝粮食。

　　因此，食物的含义在我国过分窄狭，食物安全的道路在我国也越走越艰难，这样的农业系统对我国资源造成的损害也越来越大。自从战国时代商鞅提出“垦草”务农，到汉代的“辟土殖谷日农”，再到晚，近的“以粮为—纲”，我国农业生态系统被人为阉割。生物资源、土地资源、水资源、能资源都严重浪费，创伤极重。这种损害源远流长，本文对此不拟展开论述，只想指出食物问题的实质与农业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不能分割，目前我国农业问题丛生，属于系统性的“系统相悖”，不是枝枝节节的若干技术措施所能奏效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历年出台了数不清的各种“支农”措施，颁布了多少“一号文件”，却仍然出现了全国为之忧虑的“三农”问题。

　　我国食物系统的主要弊端在于把谷物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，而对非谷物食物资源和其他动物食物资源则未予重视。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了“粮一猪农业”。

　　表1资料展示了我国肉食结构的严重问题。草食型家畜与耗粮型家畜猪的数量之比，2003年全世界为72．68：100。在各大洲中亚洲最低，为34．79：100；欧洲为52．46：100；北美洲和中美洲为128．12：100：南美洲为386，75：100；大洋洲为730．15：100；非洲最高，为812．18：100。大洋洲、美洲和非洲因为有广阔草地的支持，草食家畜都超过耗粮型家畜，而其它各洲都是耗粮型家畜超过草食家畜。

　　但在世界耗粮型畜牧业占主要地位的国家中，中国高踞顶峰。2003年中国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高达65．18％，饲养了4.66017亿头猪；牛肉产量却只占世界人均量的一半(51. 73％)，牛奶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6．57％。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，但奶产量仅为美国的22．34％，人均耗奶量为美国的5．03％。美国是产粮大国，猪肉产量只占全世界的9.32％；我国是贫粮国，猪肉产量却接近世界总产量的一半(47．18％)。2003年我国猪肉人均产量是世界人均量的2．27倍，尽管人均猪肉消费量中国略高于美国(中国34．966kg／人，美国30.69kg／人)。中国人比美国人每年多吃的这4kg猪肉，总量就是520万吨，大约相当美国猪肉产量的60％，是大洋洲、南美洲、非洲三大洲猪肉产量的总和的143％。而中国草食类家畜牛、羊肉与猪肉产量之比为21．86：100，后者为前者的4．57倍；而美国两者之比为137．92：100，前者为后者的1.38倍。中国养猪是美国的7．83倍，与全球平均值相比，中国牛羊肉占肉类的百分比低了13．89个百分点，而猪肉高出26．85个百分点。

　　“粮一猪农业”造成我国养猪过多，人食与畜食不分，猪食挤占了人食，谷物生产自然不堪重负。用大量谷物来养猪对我们这个仅有世界7％的耕地却要养活世界22％的人口的国家来说，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。美国是余粮大国，但只养猪9600万头，如果他们也像我国那样，养4．5亿头猪，其处境如何恐也不难预料。

　　我国因为囿于“粮一猪农业”的偏见，过去有一种盛行多年的似是而非的说法——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。而事实告诉我们，20多年来粮食产量时有波动，但肉、蛋、奶的产量却从未停止上升而且人均占有量达到世界前列。这就表明谷物(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粮食一类)并不具有动物性食品上升的一票否决权。非谷物食物资源支撑了畜产品的持续上升，从而减少了对谷物的压力。食物系统原本包含了谷物和非谷物食物，这才是我们食物资源的全部。而且非谷物食物资源恰是食物资源的大部分。我国传统农业舍其大而取其小，误差之严重可以想象。这就酿成我国粮食问题战略决策长期陷入难以摆脱的误区。

　　充分发挥食物系统的生产潜势，必须充分发挥农业整体的食物系统的作用。这些年来我国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，仍然保持食物市场的稳定，得利于植物生产系统与动物生产系统两者的系统耦合逐步完善。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特征，也是本文要论述的关键所在。